工作跟中學文憑試放榜有些關連,所以也留意一下放榜的消息。看了幾年相關報導,除了狀元的人數略有分別外,發現這幾年狀元打算入讀的院校和主修的科目都千篇一律,幾乎不用記者採訪和報導我們也早知到答案。心裡除了感到納悶外,也對這個城市的將來感到悲觀。
悲觀並非因為狀元的數目少了又或質素下滑,而是在這教育制度訓練出來的一班尖子還不過局限在這城市的困窘中。
別為我們仍有這麼多勤奮好學又拿高分的學生高興,因為從傳媒的報導手法及社會的取態,說了這麼多年「求學不應求分數」的口號,我們每年放榜日的焦點還不過是回到「求分數」這個慣例中,那其實不值得怎麼高興。
傳媒重視這些高材生因應市場口味,但想清楚,大家應該知道這些有點「離地」的學生,在我們的圈子或朋友中其實沒有幾多個,身邊更多反而是在公開試中取到零分到二十多分的平民百姓,我們這等平民百姓曾付出的努力可能不比所謂的狀元們少,只不過我們的天份不在背書及考試而已;傳媒若能「貼地」地報導更多只取到零分到二十多分的學生的情況,大眾亦能更明白各人天分、條件和努力各有不同,是否才是一個正常及我們期望的社會的現象呢?
讀了十多二十年書,發現有些人真的有「考試命」,好聽一點是有考試的天份,更好聽的是老早掌握考試的竅門,這其實關乎早熟及遲熟的問題,亦關乎一個人的天份在那一個範疇。很記得當日考公開試,就是捱更抵夜,也不能考得滿意的成績,當期時只知死讀爛背;但隨著前往外國留學,好似突然開竅似的,懂得如何面對考試,去到最後的兩個學期,已達到不是拿取A,便是A-了。但在香港考試麻麻地的我,絕不感到那是甚麼的成功,因為我不過比大部分同學懂考試而已,更何況,西方國家已逐漸離開「求學等於求分數」的境地,我在潛移默化之下,當時也越來越不在乎分數了。
能夠在公開試中「摘星」及獲取佳績,他們的努力及付出絕對得到肯定;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不過是在一個固有制度上的成功者,不單考試制度、形式及題目離不開他們預計得來的模擬試題,甚至連傳媒在放榜日的題目也彷似他們預定得到,於是他們便用做慣做熟的模擬答案,來回應社會。雖然千篇一律地選擇日後要做醫生是叫人有些沉悶,但這個選擇大致不會被政治化,也不會引來質疑和批評,畢竟今日醫生還是給我們濟世為懷的感覺,醫生的專業性不會被朋輩及社會批評有恥狀元之名,而醫生的收入不會愧對多年供書教學的父母。
只是,我們也不是常批評這個社會缺乏創意,文化產業總被人忽視,而且事事只向功利及實際看嗎?看到歷來大部分狀元不是打算入讀醫科就是法律系,只能證明這個教育制度的失敗,所謂的狀元還是不能避免地人云亦云,跟著潮流和現實走;多麼希望有狀元能夠說希望從事文學研究、或成為博物館館長、或研究海洋生物、或成為比朱克佰格更有創意的人,即使是職業足球員,甚至乎如某專欄作者所說,在傳媒及校長面前當眾撕毀公開試成績單,然後表達對這個填鴨制度的不滿,那才是讓我們看到將來的未來主人翁。
根據模擬答案回答記者問題的狀元其實不值一晒,只願他們不過是答一套,做就懂得另一套,可以超越背誦得出來的官式答案,正如某昔日的狀元也勇敢去選美,嘗試走另一條路一樣。
(1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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